杨魁：一位真诚的师者，作别人间-环球播报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谢小婉

杨魁，出生于1960年，陕西人，典型的关中汉子，一米八几的高个，身材魁梧，常年穿着熨得妥帖的衬衫或者运动衫，衣摆收进西装裤，皮带一扎，背包一挎，大步迈开走在学校里，碰到熟悉的学生就乐呵呵地招呼：“你这娃最近怎么样了？”或者张罗着：“上家里吃饭，让你师母给你做碗面，有什么问题，我们慢慢讲。”很多人提起他，首先想起的是他爽朗的笑声，极为豪迈。

这样一个富有精气神的人，美国时间3月23日，因病在美国去世。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杨魁身上的头衔有很多：知名传播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他是国内最早从事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危机传播研究和企业形象与区域品牌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在消费文化研究和危机传播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对于熟悉杨魁的人来说，他的故去，不只是一位知名专家学者的逝去，更是一个真诚的人远去。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是十几年前兰州大学的一堂课，仿佛是叫“大众传媒与社会”，但杨魁站在讲台上，却讲起了世界和宇宙，在更为宏大的世界里，他信手拈来、引经据典，正在读研的陈鹏在台下听得一愣一愣的。

“杨老师有那个年代传统大家的感觉，他学哲学出身，知识渊博，积累深厚，又能多领域融会贯通。其实当时听不大懂，但过了十几年再回想起来，对他讲的内容又会有更深的体会，他很有智慧。”陈鹏回忆道，更重要的是，杨魁讲课有一种魅力：“他身材魁梧，说话带点陕西口音，但声音洪亮，气场很足，而且言语幽默诙谐，杨老师讲课会营造一种氛围，把你带到他的‘场子’去。”

杨魁从教38年，学生无数。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能够听到很多这样的小事：一起去吃面，杨老师特意给多加了一份牛肉，念叨着孩子正在长个，在外面要吃点好的；毕业前的晴日，杨老师和我们玩了一下午游戏，笑得很开怀；答应给学生证婚，即使前一天忙碌到很晚，也会穿着正装出现在婚礼上……这些日常的小事，一件又一件联结着师生情谊。

杨魁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学界哀恸，惋惜一位如此富有才华的学者逝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特为其举办追思会，除了到场悼念的人，无数学子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哀思，在为其专门建立的纪念网站上，可看到众人无尽的悼念。

何以一个老师，能引起这么多人的怀念？真诚，是听到的最多的答案，“杨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很自然地照顾你，很纯粹地为你考虑”。

“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在兰州大学就读本科期间，杨魁与同班同学董雅丽相识相知，1985年两人成婚，相伴38载，几乎形影不离。偶尔也有短暂的分开：起初，两人住的房子很小，也就十一二个平方米。寒暑假时，董雅丽带着孩子先回老家，杨魁就埋头看书写作，往往是完成一篇或几篇文章，誊抄寄出后，才回家与妻儿团聚。在那间小房子里，杨魁醉心在学术研究中，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成绩斐然，引起学界关注。

董雅丽有时会嗔怪自己的丈夫不懂情调，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也不知道多陪陪她。“他好像总有一种紧迫感，没有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她也理解，“他就是个事业心很重的人，觉得自己担着这些身份，有责任要去做点事，而且还要做好。”

因此，董雅丽承担起家里多数家务以及送往迎来的各种琐事，还与他一同探讨学术，一同审阅学生的论文，尽力分担。2009年，她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这一年，杨魁才第一次踏进银行，“手续都不知道怎么办。”董雅丽说，“有时候，我打趣说要不要给你汇报一下家里的财务情况，他甩甩手说你管就行。”

在张毅眼里，姨父杨魁并非不懂“浪漫”，而是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和学生一起出去吃饭，他会拿着菜单说，这个给你师母点上，她爱吃这个。”张毅说道，“他对我姨妈无比的信任，甚至是依赖，真正的夫妻同心。”

在张毅的记忆里，总是有着姨父在书房里伏案工作的背影：“夏天穿个短袖，冬天披个外套，案头各种资料摞得高高的。他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每天几乎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姨父杨魁在家中是大长辈，在张毅眼中自有几分威严在，最为放松的时刻，是翻开那些教案时、谈论起他的学生时，他总会乐呵呵地神聊起来，脸上洋溢着自豪与骄傲，但对其他一些东西，姨父总是不以为意。“我收拾出一些奖状证书，是很高的荣誉，我说找个地方好好放着，他总是说，这有啥，你就撇搁在那。”

但有时，张毅会听到他打电话：“我有个学生要到你那边工作了，这孩子各方面都挺好的，你那个岗位具体什么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嘛。”

“出国治病还想带上手稿”

2021年国庆节前，杨魁已自觉身体很不舒服了，但还是去参加了广外的研究生复试，“当时发了盒饭，他没有吃，拿回来了，说太累了、太累了。”董雅丽回想起来，语带哽咽，“后面去医院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他连续三年没去体检，总说没有时间，每年为这个事情，我都要跟他生气。”

得知自己的病情，经历过最初的不安后，杨魁逐渐平静下来，开始积极治疗，他担心时间不够，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广外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侯迎忠与杨魁共事多年，也曾是他的学生，两家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关系极为亲密，“杨老师在整个治疗期间还是很乐观的，国内国外各种办法都试过。”

2022年11月，杨魁的女儿把双亲都接到美国，希望为父亲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但最终回天乏术。

去美国之前，杨魁曾嘱咐妻子，把早年他构思的一本书的手稿带上，他希望身体好一点后，能好好整理一番。董雅丽在收拾东西时，翻到了那数万字的手稿，但她没有带上：“这对他来说，也是想完成的事业，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不可能再完成了，我心里难受，就先放在家里。”

让她稍感宽慰的是，丈夫一生背负许多，总是马不停蹄地在努力，如今总算能好好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