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图/受访者提供

(资料图)

作为广东人最熟悉的一条古船，“南海I号”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直接以海域来命名的沉船遗址。任何一点来自它的研究新进展，都自带热度和话题性。

日前有消息传出——广东的文物考古工作者首次证实了“南海I号”上的部分陶瓷器产自广东，进而推断广州港或许是它沉没前最后的离岸港口。这引发了文博界的广泛关注。

此前，“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陶瓷器普遍被认为来自福建的闽清义窑、德化窑、磁灶窑，江西景德镇湖田窑、浙江龙泉窑等窑口，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艘船与广州的关联。

如今这一结论被改写，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科学论证过程？羊城晚报记者进一步从参与考古及论证的各路专家那里寻找答案。

源起：南越国宫署遗址上有“公使酒库”

这一考古新发现，与广州另一重大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整理密切相关。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介绍，2005年至2009年，他们在宫署遗址西北部挖出了一个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建筑基址，还出土了大量戳有“大观三年”“政和元年”“奇峰宅”“潘家记”“酒墱”“醇酎”“百花春”等印文的酱釉罐，和划写着“官”字的与酿酒相关的遗物。

李灶新说，目前记载有广州地方志最早且内容较丰富的是《元大德南海志》，其卷十《旧志诸司仓库》记载有“公使酒库，在州治东庑”（译文：广州公使酒库的位置在州衙东边的廊庑）。他又结合南越国宫署遗址1997年发掘出土的北宋墨书“公使”文字瓷碗，也参考苏州、杭州等其他地方宋代公使酒库的设置历史，推断这组建筑应是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遗迹。

“接下来我想查证，这些出土的器物与广东其他地方出土的器物是否相似，首先想到的就是‘南海I号’，因为船上也出水了很多类似的大罐。”但李灶新发现，“南海I号”的考古报告一般是将出水的酱釉罐定为产自福建磁灶窑，其实它们当中有一部分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罐一样，跟广东佛山宋代奇石窑的很接近。

李灶新就此征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的意见，又认真研读了广东、香港和海外有关宋元时期考古遗址出土的酱釉陶罐前人研究成果，还找到广东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肖达顺，详细比对“南海Ⅰ号”出水的部分酱釉罐。他们进一步认为，南海I号出水的陶瓷罐并不是全部产自磁灶窑，也有部分产自广东佛山的奇石窑。

实证：“酒库”和“沉船”上的大罐高度同源

2021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南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等单位，到南海西门村奇石窑和文头岭窑址进行现场踏查，并陆续采集到一些标本。李灶新有了新收获：“我发现一块上面有文字的陶片，它表面的酱釉色和文字的戳印方式和南海I号出水的非常一致。”

紧接着，他们又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利用科学仪器对几组不同来源的瓷器标本进行XRF产地分析。结果表明，“南海I号”沉船上的酱釉器有些确实产自奇石窑或文头岭窑，并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同类产品关系密切，从而证实，“南海I号”的部分货物与广东窑口和广州作为宋代贸易古港的历史密切相关。

唐宋时期，广州是东方第一大港。唐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始设市舶使，宋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首设市舶司来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朝廷不但派使者到海外招诱藩国进贡，还要求市舶司及港口所在地方官员对到来的藩汉商人热情迎送，招待用酒就来自地方官府所设的公使酒库所酿造的“公使酒”。

“南海I号”沉船出水的大罐上，发现了自铭“酒墱”“玉液春”或各姓氏宅号的戳印等信息；而在南越国宫署的“公使酒库”基址上出土的大罐，也有同铭“酒墱”。据此考古专家认为，这些大罐很有可能是广州地方官府或私营作坊在奇石窑和文头岭窑订制的装酒容器，用来罐装广州“公使酒库”或家族作坊生产的官酒、私酒，“南海I号”到广州装上它们出洋，不幸沉没于几百里外的上川岛海域。

就近：窑口生产，港口集散

李岩认为，奇石窑产品在“南海I号”船上有发现、在宋代贸易集散地广州有发现，在本地窑址也有发现，三者具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南海I号”与此次奇石窑考古极有价值的一个特色。这表明，“南海I号”曾停留于广州。

他说：“广东很早就开始生产运输包装货物所用的瓷器了，在唐代宝历年间沉没的‘黑石号’上，就发现过这种‘广东罐’。‘南海I号’上发现的产自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酱釉大罐，也属于此类。储物罐的大量生产反映货物集散与包装业的发达，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都会港口城市的特征。”

考察陶瓷外销应该重视贸易港口中起中转与集散作用的仓储。李岩说，上海、太仓等地区发现过宋元时期的陶瓷仓储遗迹，内中包括景德镇、龙泉等窑产品，这些仓储与船只停泊地都较为接近，可见窑口负责生产，港口负责集散。广州的大同酒家地段就有一处考古遗址，发掘出大量陶瓷，可见广州也是当时的陶瓷交易集散地。“广州港依托着珠江水系，南海窑生产的陶罐就近运到广州，再被装载出海，也符合商业成本的原则。”这也是证明“南海I号”曾来过广州的重要证据。

熟谙“南海Ⅰ号”水下考古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崔勇则说，这些奇石窑酱釉罐被放在船上9、10号舱，这是船体中部最宽的位置，也是船的重心处。依照当时远洋航行的规则，空出船的中间位置最后装补给的可能性最大。这也意味着“南海Ⅰ号”在远航之前可能来过广州，添加完补给后，从广州港出海。他表示，“这是目前最符合逻辑的推论。”

证明“南海Ⅰ号”曾来过广州不是为了猎奇，而是极具学术价值。李岩认为，在目前并未发现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这是运用水下考古加田野考古的方法，首次能把一个具体的窑址、一艘沉船及附近的一个货物集散地联系到一起，且以实物说明广州市舶司的重要性。

延伸:催生“海丝”研究新课题新方向

7月4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至民国南海海疆经略与治理体系研究”的研究团队也组织前往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调研。

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广东社科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研究员认为，奇石窑发掘确定了其早期生产与外销的历史，说明直到明清时期，南海陶瓷产业在地区社会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内一个外销瓷重要生产区域。奇石窑产品在这艘沉船发现，证明“南海I号”在从中国驶向海外的航程中，在广州停靠并装运了新的物品，包括用奇石窑储物罐装载的食品饮料。由此也启发我们，船上装载其他大量未知产地的商货，或许还有一些是产自佛山或广东其他地方，并在广州装船，这都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

崔勇提出，奇石窑发掘有紧迫性，对我国海丝申遗或有巨大推动作用。“南海I号”沉船上发现了奇石窑产品，提升了这一窑口的地位，而奇石窑发掘研究也将开启许多新方向和新课题。例如“南海I号”上发现罐装咸鸭蛋与碎羊骨、杨梅等食物，装载这些腌制食物的瓶罐多为奇石窑，可见广州可能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航海食品补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