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过20次试验任务，10次进入核沾染区作业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妹妍
(资料图片)
1963年9月，刚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符红铁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壮志满怀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
“当时我们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保密规定也不许打听。”他迄今仍对59年前报到的“小插曲”津津乐道，一辆军用卡车将当天一同报到的6个学生接到通县大院，几个年轻人在车上互相自报家门，分别来自航空动力学、导弹轨迹、自动控制等6个不同的专业，“我们当时心里琢磨，这个专业组成可能是要搞远程火箭，结果几天之后才知道是搞原子弹的。”
“既然是国家需要，那就努力一起搞吧！”年轻的符红铁后来才意识到，从一脚踏进通县大院门槛那一刻起，自己的一生就与中国的核试验事业密不可分了——在基地研究所的21个春秋里，他先后执行过20次试验任务，10次进入核沾染区进行回收作业。
参加原子弹试验项目
1964年，因工作需要，符红铁参与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有线剂量遥测”的研究工作当中。该项研究目的是把核爆炸后在爆心附近瞬发γ的高剂量分布与变化值即时通过探头监测、信号变换后经有线电缆传到几十公里外的指挥部直接判读，一是证明该爆炸是否为核爆炸，二是作为防化兵进入现场的参考核沾染数据。
这是研究所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研究自行开发研制的两个项目之一。
经过半年多夜以继日的攻坚克难，从室内的测试到原子能所反应堆前的标定，以及到化爆场地进行强震、冲击波的模拟考试，符红铁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从单机到整机的设计与调试，以全系统按时达标交付进场执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地测试。
为确保现场顺利安装调试，符红铁还负责现场技术指导。他清楚地记得，原子弹引爆成功后，在指挥部执行测试任务的同志迅速开机、测试，成功测到距离爆心几百米处的剂量率，按标定判读出爆炸当量，“我们为此感到莫大的欢欣鼓舞。”
“任务完成后，我和陈琦同志负责技术总结，并参加所资料室组织的技术档案展览，获评优秀档案。”符红铁说，参加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项目研究的成功，为他在此后的核试验研究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迈出了核试验研究人生坚实的第一步。
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
1965年5月，基地进行了空爆原子弹第二次核试验。
符红铁被分配到电磁脉冲项目组，任务是准确测量核爆炸电磁脉冲在不同距离及不同的爆炸方式下的波形特点。在此前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中，科研人员已经获取了电磁脉冲的波形数据，因此第二次核试验，符红铁的目标是争取在不同距离上获得更多的波形数据。
基地有一个名词叫作 “零时”，指的是起爆时间。在“零时”之前，符红铁和同事们经过多次单机/整机的调试及系统模拟联试，以正常状态进入待命“零时”，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但是零时后正当他们满怀信心回收记录，冲好的胶卷展现在眼前的不是想象中新的喜悦，而是四条平行的直线——两台示波器，每台扫了两条直线。而电磁脉冲测试项目报告后面醒目的“失败”两个字，如当头一棒，让符红铁瞬间觉得脑袋嗡嗡作响。
“我想起了前辈的一句话，既然交了学费，就要学会点东西。”他开始老老实实查找“失败”的原因，二次进入场区对测试系统一次又一次反复模拟联试，在红山试验室又进行长达两个月的剖析，此间还不断和技术部门联系探讨，最后得出结论：信号太强，远远超出示波器设置量程，造成输入线路饱和。
失败是成功之母，在紧接着的第二次空爆任务中，测试获得圆满成功。
“中国人，自己干！”
“我们是搞核电磁脉冲试验研究的，许许多多的实验都离不开一台模拟核爆炸电磁脉冲信号发生器。”提起自己的“老本行”，符红铁眼睛发亮：一般信号发生器在国内、国外市场都可以花钱买到，但是专用的仪器不说买，就是资料也查不到，怎么办？“中国人，自己干，自己设计！这也是我自己提出的课题。”
经过约半年的努力，核爆炸电磁脉冲发生器成功研制。与此同时，由于合成器的成功设计，使这台模拟信号可产生单次或周期的模拟信号，每个准半周期宽度、幅度均可调，而且能调出波形中的各种拐点，符合氢弹-原子弹核动力反应的机制，模拟信号与真实记录的核炸信号可调到吻合一致，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功研制核爆炸电磁脉冲发生器后，为了模拟高空核爆炸的探测方案，符红铁在半年内领衔完成了100MC行波放大器的设计与制造，并配套调试成功。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回顾21年的基地工作生涯，符红铁最引以为傲的是没有虚度年华，为国家的国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人生之幸运，在于奉献矣。”
青春奋斗的岁月凝结为奖章的荣光——21年间，符红铁共执行过20次试验任务，爆炸后又10次进入核沾染区进行回收作业，曾荣获个人三等功3次、（所）个人科技进步奖2项、集体二等功1次、集体三等功4次，国防科委科技二等奖1项（集体）、国家发明三等奖（集体）、国家发明四等奖（集体）。
